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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    法律公告:
        文章來源:     更新時間:2011-01-07 05:06:06     點擊數:623
        導語:

        千百年來,“面向黃土背朝天”是中國農民的謀生之道。而今,這種狀況正在發生令人矚目的變化。浙江,農民收入結構的變化昭示著,這里正走出新一代中國農民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兩個80%說明什么

         

        統計資料顯示,2003年,浙江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5431元,增長8%左右,高出全國平均水平4個百分點,連續第18年保持全國。▍^、市)第一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,農民增收是關鍵。然而,農民增收又始終是困擾各地黨委、政府的頭號難題。浙江的“十八連冠”堪稱奇跡。18年來,浙江農民告別貧困走向富裕,依循的是什么“路徑”?他們的做法和經驗給了我們什么啟發?解析一下浙江農民的收入結構,可以讓人們清晰地看到農民增收“突出重圍”所必須遵循的某種客觀規律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提及浙江農民的收入結構問題,最引人矚目的是兩個“80%”:2003年,浙江農民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二、三產業的收入在人均收入中的比重以及對純收入增長的貢獻率均在80%左右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前一個80%說明,在浙江農民的收入結構中,來自非農的比重已成“絕對主力”;后一個80%則昭示,維持收入較快增長的最大動力還在“非農”。這兩個“80%”啟示我們,農民要致富,功夫在“非農”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職業農民在“轉業”

         

        不久前,新昌縣新林鄉農民葉惠中走進該縣東方針織制衣有限公司的大門,成為該廠的一名正式職工。他可能不知道,自己已是浙江紹興市第127萬個“洗腳”進城的農民。紹興地處寧紹平原,是浙江的傳統農區。截至目前,在這個市201.9萬農村勞動力中,已經有63%從事非農產業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紹興縣(紹興市下屬縣)華舍街道西蜀阜村去年全村總收入達864萬元,人均收入達8244元。村干部說,他們靠的就是企業的發展和務工收入。目前,該村務工的農民達676人,占全村總勞動力數的81.4%。工業發展了,農民收入提高了,也促進了第三產業蓬勃發展,吸引更多的農民脫離土地,從事非農產業,促進農民收入進一步提高。紹興市越城區皋埠鎮農民李阿東師傅,在市區開飲食店已經有三四年了,其間積攢了上百萬元的家產。阿東師傅告訴記者:“以前綁在農田里,餓不死,富不了,過著‘溫開水’的生活。不料,跳出農田沒幾年,就奔小康了!”據統計,紹興市從事商貿經營活動的農民達60萬人左右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紹興只是浙江的一個縮影。統計數字顯示,目前,浙江全省從事二、三產業的農村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比重也達到了60%左右。浙江省農辦副主任顧益康指出,減少農民是解決農民增收問題的大前提。沿襲了四五十年的城鄉“二元”分割,使得大量農民滯留農村,從而造成了農村人均資源占有量過小,勞動生產率低下。不把農村富余勞動力解放出來,要根本上提高農民收入就是一句空話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浙江連續18年奪得農民增收之冠,其中奧秘就在于,改革開放以來,浙江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市化的進程先人一步,為富余農村勞動力的溢出提供了空間和動力。目前,在戶口登記冊上,浙江農民依舊有2000多萬人,但其中不少人已有10年沒下過地;他們中過半者所從事的職業已經和農業沒有直接關系,只是“戶口農民”而不再是“職業農民”。如今,浙江的“職業農民”,即單純從事農業的農民已經很少。統計數字顯示,即便在那些還在種田的農民中,也有86%處在半農半工(或半商)的兼業狀態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 

        政府推動“轉業”培訓

         

        農民職業狀態的改變,要求他們具有適應新狀態、贏得新挑戰的技能。政府大力推動了這項工作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衢州是浙江西部的農業大市。早些年衢州為摘掉后進帽子,先后打過諸如“招商戰役”、“水果戰役”、“優高農業發展戰役”等區域性的經濟發展戰役,取得不少成績,但是始終讓人感覺沒有點中要穴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衢州主要領導說,從“就農業論農業、就農村抓農村”到“培訓農民、提高農民、轉移農民”,我們對解決“三農”問題的認識逐步提高,抓住了生產力中最關鍵的要素──人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基于這種理念,2003年,衢州市委、市政府作出了實施“萬名農民素質工程”的重大決策。具體目標是:從2003年開始,每年培訓農民5萬人。到2007年,全市培訓農民達到25萬人,全市大多數農戶至少有一名主要勞動力接受并通過教育培訓,近50%的適齡農民受到知識技能培訓,使他們成為具有較高文化素質和一定專業技能的新型農民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近年來,幾乎每個鄉鎮,都辦有各種各樣的“農民培訓班”。以家政服務、縫紉、紡織、打井、裝潢、廚師、建筑、機電等專業技能培訓為重點。如今全市已形成30多個初具品牌效應的保姆鄉、廚師村、縫紉村、技工村……

         

        “燒出好飯菜”是核心課程,“如何接電話”是課堂練習內容,“家庭心理和職業道德”是必修課,英語很難學,但也有人選修──這是在培訓保姆;車間是教室,車床是課桌,一塊粗糙的鋼板就是作業本,而筆就是那把尖尖的銼刀──這是在訓練技工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世世代代躬耕土地,曾經培育了“天子胡柚”、“常山獼猴桃”、“開化龍頂茶”等全國知名農產品的衢州農民,在政府的引導和規劃下,如今又成了身懷熟練技能走進二、三產業的“名牌”人才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據統計,去年衢州全市共組織培訓農民11.7萬人,新增有組織勞務輸出5.54萬人,累計勞務輸出37.3萬人,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31.6%。去年全市農民人均純收入達3980元,比上年增加385元,增長10.71%,在385元的增量中來自農民務工的增收占64.8%。( 記者 潘海平)

         

         

        “洗腳”后從哪上岸

         

        統計數字表明,我國農村富余勞動力有1.7億人。這支龐大的隊伍如果“洗腳”上岸,我們就必須在增加他們的收入和社會承載力之間博弈,從而盡可能減少社會進步的成本與代價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在解析浙江農民收入結構中,記者發現了一組有趣的數字:從2003年浙江農村外出勞動力的分布看,以省內為主,占77.1%。其中選擇在地級市以下城市(鎮)就業、經營的占72%左右。浙江人口4700萬左右,按照城市化水平50%左右計算,農民人數約為2300多萬,其中勞動力應為1000多萬。據統計,在這1000多萬勞動者中,至少有60%脫離了農業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數百萬的農民離開農業,同時又大多在本省范圍內活動,他們沒有一下子涌向大城市,他們去了哪里?

         

        改革開放后,浙江在農村工業化的進程中形成了獨特的“塊狀經濟”發展模式,即在相對集中的地域上,千家萬戶分工協作,生產經營某一個或某一類產品。最新的統計數字表明,平均26個浙江人中就有一個老板,在溫州和臺州地區,平均每4個家庭就辦有一個企業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諸暨市大唐鎮鎮區面積僅為5.5平方公里,戶籍人口不足3萬人。就是這樣一個小鎮,卻星羅棋布地分布著4000多家襪業企業,一年能創造近21億元的國內生產總值,農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達1.25萬元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 “小戶圍繞中戶轉、中戶圍繞大戶轉”,大唐的農民,有實力的興辦規模企業;實力小的就從事家庭作坊式生產,F在全鎮擁有加彈機762,紡絲機144,棉筋機228,各類襪機近2萬臺,紡絲、加彈、織襪、印染、整理、包裝等織襪所需的一道道工序和所需的每一種材料在大唐一應俱全,并形成了多行業密集發展的立體式格局。大唐人一年能生產80億雙襪子,能讓全世界人民平均每人每年穿上一雙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不少人問大唐農民,你們為什么不造汽車,不造飛機,偏要做這獲利不高的小襪子?大唐人如此回答:“大錢賺不來,小錢也要掙!”大唐農民的話,其實道出了浙江“塊狀經濟”大量吸納農民的深刻內涵:對于剛剛“洗腳”上岸的農民來說,受知識、技術以及資本等諸多條件的限制,讓他們去造電腦是不現實的;讓他們全部走進大都市,去和城里人拼搶本來就有限的工作崗位也是不現實的。真正能讓他們離開農業又能致富的,就是發展他們夠得著、融得進的產業,從而為他們艱難的命運改變提供“緩沖”地帶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圍繞越做越大的襪業產業,大唐鎮各類市場應運而生。從1991年開始,這里先后建立了輕紡原料市場、襪業市場、聯托運市場和勞動力交易市場。2001年,大唐鎮又籌措資金2億元,建成了集輕紡原料市場、襪業成品市場、襪機配件市場、聯托運市場、會展中心于一體的大唐輕紡襪業城。襪業城占地400畝,總建筑面積12萬平方米,共1600個商鋪。市場的興盛帶來了大量的物流、人流和資金流。第三產業隨之繁榮。在大唐,賓館、飯店、電子游戲室、卡拉OK廳、舞廳、音樂茶座、健身館等一片紅火。大唐就像一塊永不飽和的海綿,吸納著來自農村的勞動力。據統計,不僅本地3萬多人閑不下來,大唐外來打工者也達到3萬多人,超過了本地人口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領帶、紐扣、襪子、水泵、圓珠筆等等在浙江都成了產業。目前,在浙江像大唐襪業這樣“塊狀經濟”至少有360多個。有專家指出,浙江農民參與的“塊狀經濟”創造了工業產品新的競爭力模式。在國家統計局統計的全部主要工業產品中,居全國前10位的浙江產品有336種,占63%。其中,有56種產品浙江的產量居全國第1位,占被統計產品總數的10.5%;另有53種產品產量居全國第2位,占被統計產品總數的10%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專家指出,以產業為依托,把“農民的參與度”同“產值”和“利潤”作為同樣重要的指標來對待,浙江獨特的農村工業化之路,為突破“二元”結構所帶來的困局提供了新經驗,在城市和農村之間,為富余農民提供生存和發展的“第三空間”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東陽市南馬鎮花園村是個不足500人的村莊,然而這里卻擁有服裝、火腿加工和生物科技等12家企業;▓@農民在花園集團的企業里打工賺錢,或自己經商辦廠,收入全部來自二、三產業。最新統計數據表明:該村2003年人均純收入達到19579元。在花園村,即使沒有謀生本領的人,每年也有300多元的各種補償,60歲以上的老人每年還可享受720元生活費、350公斤口糧的養老待遇;▓@農民沒有各種稅費負擔,適齡兒童入托、入學費用全部由村集體承擔。浙江的經驗表明,在農村和城市之間,溢出農業的農民締造了自己的“天堂”。終結“職業農民”的同時,又沒有制造“城市貧民”,這是浙江的又一個奇跡。( 記者 潘海平)

         

        “加減法”書寫大文章

         

        浙江省農調隊對全省2700戶農村住戶抽樣調查顯示,今年一季度浙江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2067元,比上年同期實際增長11.6%。這是自2000年第一季度開始,這個省農村居民現金收入連續四年同期保持二位數的實際增長速度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農民現金收入持續增長除了宏觀環境較好外,更重要的是因為浙江農業的穩定和農業經營方式的轉變。在今年一季度,浙江農民農業收入在季度現金收入中占1/6。事實上,從上世紀末開始,盡管農業在全國范圍內都經受了嚴峻的考驗,但是浙江農民收入中來自農業的部分出現了止跌返升現象,去年的增長幅度達到3.7%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這無疑讓許多地方感到不可思議。浙江農民收入位居全國前列的最大奧秘就是“非農”,在許多人看來,農業對浙江農民來說已微不足道。而事實上,“職業農民”減少的過程恰恰是農村留守“職業農民”人均資源占有量增加的過程。這一減一加,啟動了農村資源優化配置的進程,并帶動了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改變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浙江義烏市蘇溪鎮有位叫張金林的農民,早些年就開始在義烏市著名的中國小商品城里擺攤,妻子在鎮里的私營企業上班,家庭每年收入10多萬元。他有個弟弟,做不來生意,只好在家里種田。一開始,鄰里周邊都說哥哥有出息,弟弟沒本事。近幾年來,弟弟把稻田改成了塑料大棚,種起了瓜果蔬菜。沒想到,一畝大棚種一季節茄子就能賺好幾千元。勁頭一來,他把哥哥家里閑置著的承包地也蓋起了大棚,如今每年收入也有八九萬元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張金林說:“現在種田也有奔頭了。像我們村里,2/3的農民都進城做生意,原來種菜的人都變成了吃菜的人,市場大了,我弟弟種的蔬菜瓜果,每天開著三輪車運到城里就賣掉,銷路不愁不說,碰上時鮮貨,人們都搶著要,根本不還價!

         

        浙江省農辦副主任邵峰說,城鄉統籌發展給現代農業帶來契機!岸苯Y構帶來的農村人均資源過少以及分散經營的問題,因為越來越多的農民溢出農業而有所松動,土地適度規模經營、農業產業化經營就有了新的動力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天臺縣55萬人口中,約有14萬人出門在外創業,外出村民空閑的承包地達5萬余畝。為避免這些土地“拋荒”,這個縣在土地承包權不變的條件下,由各行政村黨支部、村委會成員當中介、做“紅娘”,在外出村民和“留守”農民間穿針引線,請一批“留守”農民承租代管,并出現了自愿組合無償承租、少量收租托管經營、招標經營集體流轉等多種托租代管形式。在一些有條件的村,還組建了外出村民承包土地代管、托管流轉中心,由外出村民填寫土地托租代管委托書,土地承租委托給代管站、托管中心等,形成集體代管、托管、統一流轉機制。再通過與農業龍頭企業合作,吸引了大量資金投資農業,成片開發種養業基地。這個縣白鶴鎮下宅村1400多村民中有500多人外出務工,該村黨支部、村委會建立外出村民承包地代管站,集體出面對“富余”出來的100多畝土地進行招標承租,請3位留村的農民代管經營種植黃花梨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多年來分管“三農”工作的建德市委副書記徐志生說,鼓勵、引導、幫助農民走出農村,是增加農民收入要做的一篇文章;把農村的土地、山林等有限的資源,用好、用足、用活,則是另外一篇文章,兩篇文章合起來,才是一篇完整的大文章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資源配置狀態的改變帶來了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可喜變化。在臺州市,目前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社150余家,入社農戶近3萬戶,帶動農戶10多萬戶。這些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發揮當地資源優勢,圍繞特色,打造優質品牌,成了千家萬戶小生產與千變萬化大市場有效接軌的橋梁。溫嶺果蔗和上盤西蘭花在合作組織的帶動下,目前規模都發展到了10余萬畝。黃巖茭白、溫嶺西瓜、三門辣椒和天臺高山蔬菜等一大批特色農產品都已形成產業優勢,其中翼龍牌西蘭花、石梁牌高山蔬菜等5個產品被中國國際農博會命名為名牌產品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統計資料顯示,目前浙江省土地規模經營面積464萬畝,主要畜種規模養殖達55%。全省通過省認定無公害農產品基地708個,制定各類農業標準和規程1590項,已發展各類農業龍頭企業、農村專業合作經濟等產業化經營組織6883個。浙江農民收入結構的變化,從根本上說是資源配置、組織結構、生產方式發生變化的結果。這一系列的變化正在勾勒著新一代中國農民的風貌! 記者 潘海平

         

        短評:農民的命運就是國家的命運

         

        農民,在中國是一個沉重的字眼。人口占80%以上,僅這一點就不得不讓人承認,農民的命運就是中國的命運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歷時已久的“二元”分割,使得農民囿于有限的田園,為溫飽而奮斗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農民命運的改變從離開土地開始。改革開放后,浙江農民在計劃經濟的夾縫中率先“洗腳”上岸,開始了改變命運的偉大實踐。如今,他們功成名就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一方面,農民離開農村,改變了農村資源的配置狀態,使得人多地少的農村,實際的人均資源占有量得到改善,并且使農業的適度規模經營成為可能。另一方面,農民離開農村,為二、三產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廉價的勞動力資源,為日益龐大的城市提供了自食其力的消費者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眾所周知,中國經濟社會的根本性瓶頸,就是城鄉“二元”分割狀態。打破城鄉“二元”分割狀態最直接也最自然的力量就是大批農民自發地脫離土地。農民為改變自身命運而采取的壯舉,恰恰為國家改變發展的瓶頸制約提供了歷史性機遇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任何人命運的改變都是艱難的。更何況,農民在知識、技能和資金的積累上長年處在弱勢狀態。全社會應該為農民這種艱難的命運改變,提供緩沖地帶。中國需要造電腦、造火箭的高新技術產業,中國同樣需要讓勞動力資源得以充分發揮的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。當我們在核算產值、利潤等等經濟指標時,千萬不要忘記考察當地產業的農民參與度。浙江的實踐表明,農民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、社會前進的推動者,因而理所當然應該成為社會進步成果的分享者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在浙江,人們欣喜地看到,獨特的“塊狀經濟”,讓農民真正成了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主體,并且創造了參與世界市場的核心競爭力。在浙江,人們還欣喜地發現,是政府的開明才為農民走出大田撐起一片藍天,從而出現了“百萬農民創業,帶動千萬農民就業”的生動局面,使得農民普遍得實惠,長期得利益。如今,面對正在改變命運的農民,浙江各級政府更是在社保、醫保、就業、教育等方面推行一系列城鄉一體化的統籌政策,使得農民離開田地后不再徘徊于社會的邊緣。在農民改變命運的征途中,浙江是先行者、探索者,很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浙江作為先行者,其根本的動力來自最樸素也是最深刻的認識:沒有農民的發展就沒有全面的發展,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小康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農民的命運就是國家的命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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